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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我国人工开凿的一条长河，呈南北走向。千百年来，大运河流经的区域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带，积聚了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线路的典型特征。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运河沿岸传统建筑遗存被深深烙下运河的痕迹，加之大运河所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各河段都有显明特点。这些运河建筑清晰记录了隋唐以来千年的历史文明特点和地域文化多样性，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元初，大运河经过截弯取直后开始流经山东，历史上将这部分河段称为山东运河。山东段运河的贯通，极大促进了该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催生出各种不同类型的与运河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传统官式建筑：有供行运治运机构运转的衙署建筑；有展现运河商业文化的会馆建筑；还有承载传播思想、培养人才功能的书院建筑，等等。这些官式建筑具有明显的地理区域性和文化区域性特征，它们的形成是运河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需求，同时也成为揭示运河文化内涵的重要物质载体。

衙署建筑

元明清三代均把包括治运最高行政机构在内的大量运河衙署，设在大运河的中段——“水脊”所在地济宁，这对大运河的管理修治非常有利。清代仅总督河道衙门在济宁设置的从属机构就有运河道署、运河同知厅、管河通判署和泉河通判署等；河标中军副将署在济宁下属的军事机构有运河兵备道署、运河标营署、运河营守备署、卫署等；此外，还有朝廷派驻的抚按察院、巡漕使院、按察司行台、布政司行台、治水行台等机构。

运河衙署建筑尊崇封建社会的礼制制度，在空间格局上特别重视主次关系，强调轴线的严格对称，使其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从具体建筑形制来看，衙署一般都坐北朝南，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依次布置主要建筑，如照壁、大门、仪门和主体建筑大堂、二堂、三堂，其他附属建筑设在中轴线左右的副轴线上，基本保持对称格局。

和一般衙署不同，运河衙署的堂额牌匾更多体现了运河特色，反映出运河衙署建筑的文化内涵。总督河院署大门外的东西二坊所题“砥柱中原”“转漕上国”，豪情满怀地对大运河国家命脉的作用进行了强调，同时宣示其职能之重以及为官要尽职爱国的气节和情操。兵备道署大堂之上的“布泽安流”牌匾为康熙皇帝御书，是为表彰治河名臣张伯行，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

另外，相似内容的匾额还有运河同知厅的“符分望国”“饷转神京”；泉河通判署的“功分转运”“任重虞衡”；济宁分司的“转漕要会”“节宣国脉”“飞挽京储”“国赋通津”“都水行台”“砥柱中流”等等。在等级、规模、建筑做法已经成为定制的衙署建筑中，这些牌匾和堂额传达了多重信息，凸显了运河衙署建筑的意向和氛围。

会馆建筑

大运河南北贯通，极大地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的经济繁荣和商业发展，使这一区域成为四方客旅、各路商帮竞相逐利的地方，商人们或挟巨资奔走南北，或行舟载货走集各地。运河商人会馆就是为他们提供贸易、休闲、娱乐、联络乡情等活动的场所。运河会馆建筑产生于明永乐年间，发展于嘉万时期，而盛行于清康乾之际，是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产物，它们的选址、建筑形制和装饰艺术都十分考究，极具特色。

位于山东聊城古运河西岸的山陕会馆，是清中后期山西、陕西商人驻足、议事、贮货、祀神、娱乐、举善的场所，也是山东运河区域唯一保存完好的商业会馆。会馆南北宽43米，东西进深77米，有三进院落，主要由山门、戏楼、南北夹楼、钟鼓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大殿、南北配殿、春秋阁等建筑组成。从山门到春秋阁三个院落逐渐增高，错落有致，各单体建筑相互连接，造型精美。

会馆大殿内供奉的是关羽，这与运河商业文化所强调“信”和“义”的思想相契合，即以信取利，先义后利。这种思想必须转化为现实中的膜拜偶像，才能起到积极作用，关公的“诚信守义”的美德迎合了这种情况。因此，在山东运河区域的很多商业会馆也都供奉关帝，以标榜商贾们“重信义、轻钱财”的经营理念。

对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商贾们也极力进行宣扬。古人云：“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职业需要造成的。但商人也有常人的情感，他们常年在外地经商，对亲人的思念和不能孝养亲老的愧憾，经常纠结于心。聊城山陕会馆大殿的额枋木雕，节选了中国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作为雕刻内容，是儒家孝悌观念的形象体现。

但是，当时商人们的市侩习气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在会馆建筑的雕刻、额匾、楹联的装饰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例如，聊城山陕会馆一些楹联上对商品经济的歌颂与描写，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公开否定，就是世俗商业气息的具体反映。

书院建筑

大运河的南北贯通给沉寂已久的鲁西平原带来了生机，特别是明清两代，这一区域的经济文化得到迅速恢复，运河两岸书院遍布，文风馥郁。作为文人阶层物化的精神空间，运河区域的书院建筑反映了中国文人的传统建筑观念和审美情趣，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洙泗书院原名先圣讲堂，元时易名为洙泗书院，位于曲阜城东北4公里处。相传孔子周游列国自卫返鲁后，在此聚徒讲学，整理编辑古代典籍。曹魏时，“诸弟子房舍并井瓮犹存”，至金时成为独立的院落，元初已毁塌殆尽，成为一片废墟。山东运河开通后，孔子第55代孙、曲阜县尹孔克钦出资对讲坛旧址实施重建，因其“泗水经其北，洙水带其南”，故改称洙泗书院。元代重建后的书院有门、堂、殿、庑等建筑，并设山长一名。明初时，由于战乱书院损毁严重，后于嘉靖三年（1524）重修大门并维修书院。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相继修葺，“庙制大成殿五间祀先圣，四配十二哲，东西庑各三间，前为讲堂，又前为书院门三间，四周缭以垣，有石碑曰洙泗书院”。

书院建筑坐北朝南，南北长136米，东西宽99米，前有神道，大门前设有牌坊。建筑群分为东西中三部分，东区有更衣厅，西区前有礼器库，后有神庖、神厨等皆已倾废，仅存两庑；中区前后两进庭院，大门后即为讲堂三间，单檐灰瓦悬山顶，五檩抬梁式构架，明间前后石础为元代遗存，讲堂后为大成殿五间，七檩前后廊式木架结构。另外，书院还存有大量元明清各代碑刻。

古代书院建筑往往建在山川秀丽的名胜之地。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流经区域并没有名山大川，但书院建筑的选址也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比德自然的环境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儒家以山水自然来比喻君子“智”和“仁”的品质。山水本无情，但在儒家思想里，山水映照人的智和仁，充满寓意和哲理。

洙泗书院位于洙水、泗水之间，故取其名，以此表达对自然环境的追求。明代以后，泗河成为运河重要的补给水源，也使书院和运河产生了内在联系。书院内桧柏苍翠，绿树碧瓦，清幽安静，能使人修身养性，“取天地之美以养身”，以达到人与环境协调统一的境界。无论是教学活动还是祭祀活动，优美的自然环境都以强烈的感染力，对生徒起到潜移默化的心理教育作用，促使其修身养性、感悟人生，实现人格的自我超越。

综上所述，山东运河沿线传统官式建筑的形成和发展与山东运河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山东运河的开通与治理直接催生了不同等级的运河衙署建筑，它们的布局和形制反映出封建礼制的特质；会馆建筑以固有建筑形制，成为明清时期运河商业文化的载体和见证；书院建筑大量集中出现于山东运河畅通之时，使该区域成为传播思想、培养人才的重要之地。可以看出，这些建筑类型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固有和特定的社会、经济和使用功能的需求，同时也传承了运河文化的基因，反映了传统官式建筑和运河文化的长期互动。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线性传统建筑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整体性研究”（14CWYJ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